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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发布时间:2019-09-30 08:34:42 阅读: 来源:快速卷帘门厂家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母亲 首页多彩生活娱乐八卦汽车世界科技产业数码新品游戏动漫体坛风云军情解码社会万象健康养生 首页 / 多彩生活 /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母亲 Posted on 2015年5月2日 by new_notlee in 多彩生活 注:题图为小编配,来自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剧照一早就想写一篇关于父亲母亲的文字,因为蜂忙蚁碌或心不在焉,终没落笔。前几天,母亲牙痛得厉害,去医院,父亲陪同,上车时,我发现,母亲是一点点爬上车的,父亲是一点点蹭上车的,慢而笨拙,那份艰难仿佛是在逾越一座高山,看了令人心酸。想想我竟然都是年届半百的壮年,我才真正意识到,父亲母亲真的老了,真的是老态龙钟了,他们都是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了,虽然他们因自己的努力和上苍的恩泽,身体还算健康,但必定是到了落日余晖的时候,近黄昏了。岁月真是无情得令人瞠目啊。昨夜,又失眠,翻来覆去的想一些过去的事情,岁月更迭,记忆力减退,好多事情都被时间的流水冲刷得模糊不清,但有关父亲母亲的一些故事和带我们生存的一些细节总是清晰可见,于是索性不睡,爬起来完成那个已久的愿望,写一篇关于关于父亲母亲的文字。二父亲母亲的结合,是从小定的娃娃亲。那个时候时兴。我姥家姓周,所在的村子是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在这个小村里,我姥家是日子过得比较殷实甚至富足的人家。小时候过年过节跟父亲母亲去,那已是六七十年代的事了,我还觉得那是深宅大院,五脊六兽的青砖瓦房,高大而深沉,围墙厚实,影壁精致,大门口有威严的石狮子,怒视着前方。即使是文革期间遭到我一些舅们的刻意破坏,那院子的风貌,还足以让我们目前住的所谓高楼大厦汗颜不已。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匪患横行,胡匪遍地,绑票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像我姥家这样没有做官的挺立门户又过着富足日子的土财主,必然是绑票的土匪们惦记的对象。我有一个叔伯大舅,是棵独苗,我大姥姥守寡守着,是我太姥爷的命根子,土匪们早就打探好,想把他绑去,敲一个好价钱。并扬言要把我的大舅用绳子拴住脚趾,倒悬到井里。全家都很紧张,不知如何是好。那时报官几乎是没用的,官们都在忙着混战,无暇顾及一般百姓的平安,况且,兵匪一家。能说话并有所作为的只有现大洋。这一规则和现在有些相仿。姜还是老的辣,我太姥爷终于忍痛使了些洋钱,买通了村里一个两头吃的扎吗啡的下三滥,他便把土匪预期来绑我大舅的时间偷偷告诉了我太姥爷。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土匪们来了,用碾场的石磙子砸开大门,直奔大舅住的房间而去,结果土匪必然是不能如愿,我的大舅早就躲到他姥家去了。贼人不肯走空,这是规矩,破了规矩就会晦气,所以就绑了我的姥爷,并留下口风,说赎我姥爷的价钱和我大舅一样,五百现大洋,一个子儿也不能少,少一个钱皮,就预备棺材。那一年我姥爷二十七岁,是两个女儿的父亲。姥爷被绑,家里必然是乱作一团,唯一能想的办法就是东挪西借的筹钱,通过所谓的中人,尽早赎回我的姥爷。这大概是当时中国一般庄家户对付土匪的通用模式??花钱消灾。土匪把我姥爷关在一间豆腐坊,绑在磨豆腐的石磨上。由于“劳作”了一宿,看我姥爷的土匪很是困倦,竟抱着枪睡着了。二十七岁的男人,正有劲,也正有胆子。可能是求生的本能,更可能是从心里不甘把白花花的五百块大洋无端的送给土匪,我姥爷竟用反绑的双手把石磨挪了位置,用石磨的边缘,磨断了麻绳,跑了。没弄到钱,却跑了票儿,这是在土匪道上很丢人、很窝囊的事情,所以,土匪大当家的除砍了看守土匪一个手指以示惩戒之外,还放出话,老周家非绑不可,否则没法混。啥事都有规矩,这是社会的法则。盗亦有道,土匪再猖狂,也不绑老人和女人,否则会被道上的笑话瞧不起。女人和老人可以不躲,男人包括男孩儿,就必须有个躲藏的地方,否则性命难保,躲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刻不容缓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王家所在的村子也不大,七八十户的样子。虽然不大,但土匪绺子却从不敢造次,原因是我们村有一个大大的刘姓财主,这个财主相当了得,号称“京东第一家”,靠往东北长途贩运发的家。土地无数,买卖无数,开着银行,用现在的话说是个财团。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又有相当的政治实力,据说和慈禧都有些关系,当时的东北王张作霖都向他们借过军饷。庄园仿故宫所建,房屋三千余间,雕梁画栋,飞檐斗拱,假山怪石,流水淙淙,院墙高两丈余,上可走马。比现在山西王家大院,乔家大院不知要大多少倍。可惜的是,解放战争期间,土八路为了防止刘家大院再成国军据点,一把火烧了,砖瓦石块让胆大的贫雇农抢了。若是存在,开发旅游,游客肯定比山西的大院多得多。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假设历史,往往是一些无能好人的一种美丽的愿望。好人的愿望是最容易落空的。和现在一样,黑道都和财团勾结着。这种勾结,虽然说起来显得整个社会黑暗无比,但却给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庄带来了最要紧的东西??安宁。庄稼人是最患不安的。当时,不管多大的土匪,拥有多大的队伍,拥有多少杆枪,都对我们村退避三舍,因为,刘家他们惹不起,所以,我们村就是躲避匪患的天堂。当时我们这个家族也处在鼎盛时期,我太爷他们兄弟四个,能干的出名,靠勤俭和善于流汗,积累了一些钱财,盖下了结结实实的两套宅院,当然,和刘家相比,不是小巫见大巫,而是根本算不上巫,只是一个能吃饱穿暖的小康之家。那时候人容易抱团和交朋友,也可能是经济不发达人和人之间需要相互帮衬的缘故。现在经济发达了,人人之间却都心存芥蒂,相互防备,就是一个楼层住着,也不知道大哥贵姓,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我太爷和我太姥爷因为赶集卖粮食认识,谈不上太深的交情,但周家需要避难,我太爷就慷慨地腾出三间厢房,接纳了他们。人是要交往的,通过交往,就会发现对方的优点和长处。我姥家的人们在我们王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我太爷他们确实是过日子的好手,就有结亲的意向和愿望,于是就请媒人从中说和,我太爷他们看我姥家家道也殷实,也算门当户对,就欣然同意。这一年,我母亲十岁,我父亲八岁。三我母亲出嫁是定亲以后十一*****。那时,新政权刚刚建立不久,社会极其安定,完全不必担心土匪贼人劫道绑票,但土地改革已使我姥家的经济结构和生活质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富裕户一下子变成了中等水平的人家,坐轿出嫁已是个奢望的事情了,姥家已没有能力雇佣八抬大轿把母亲体面地送过来,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坐着铺了红毡的牛车。倒是我家比较幸运,因为刘家财主太大,太出名,是大地主,平分期间,贫农雇农忙着分大地主的浮财土地,没把我家那几十亩地夹在眼里,我家躲过了被瓜分的命运,继续全须全尾地过着自己的殷实日子,我太爷还多次因交公粮积极和粮食种得好,被当地政府评为劳动模范。婚礼办得体面而红火,请了村里最好的厨子掌勺,席面是八碟四海碗,这对于一个土里刨食的庄家人家来说,就是最大的努力甚至是奢侈了。直到我记事,那场婚宴还时常引起乡邻长辈们的美好回味。我太爷是个极要面子、极其能干、极有脾气的的人,直到临死,始终是家里的一把手,我爷都当了公公了,所有的事都还得听从我太爷的吩咐和指挥。我母亲结婚那天,我太爷特意请了相面先生。因为是新社会了,已经没有了红盖头之类。当相面先生看到坐在正席上的母亲时,连忙退出,向太爷和爷爷道喜:这媳妇面相好得很啊,必是子孙满堂富贵命。我太爷在乡邻面前争得了面子,满心欢喜,除让相面先生饱餐一顿,还给了足够多的钱作为酬金,临走,又从库房里拎出半口袋花生,让他背走。母亲不识字,父亲是文化人,这种差距很大没有所谓共同语言的结合,现在看来很是不可思议,但那个年代,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我倒是觉得,很可能正是这种巨大的差别,造就了他们这代人婚姻的稳定,让他们共同经历风雨,最后相互扶将着,一直到老。婚后,父亲继续在一所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办得教会学校上学,母亲则在家刷碗做饭,下地干活,伺候公婆,当然也包括爷公公。父亲教会学校毕业后,就按政府的分配,到一所农业学校学了林果专业,研究起了苹果葡萄柿子之类的果树。虽然父亲对林果的兴趣远不如对音乐的兴趣,但那时,国家需要就是个人需要,不能讲任何价钱,因此,植树造林、修剪果树成了我父亲一辈子的工作内容。青年人总是心怀梦想和浪漫的,像父亲这般少言寡语甚至生性有些木讷的人也是一样。当时,河北的省会是保定,填写毕业分配意向时,父亲不加思索地填写了保定,这一轻易的填写,让父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保定下辖的一个地处太行山深处的山沟小县抛妻别子地一呆就是二十二年。据父亲讲,当时是从保定坐汽车到高碑店,然后骑了两天的驴才到报到地点的,工作单位是农林局。山沟根本不通汽车,县长下乡是骑骡子,局长下乡是骑驴,他们作为年轻人下乡工作,只有一个办法??凭脚力,走着。很多时候一走就是一两天。这种艰苦令现在的人难以想象,却也因祸得福??前两年,父亲得了轻微的脑血栓,本来不太流利的语言表达更加不连贯,甚至叫不出几个儿子的名字,但上楼下楼依然步履稳健,不用人搀扶,这大概得益于当时超乎寻常的脚力锻炼吧。父亲是一个努力了一辈子也没有太大成绩的人,老实而本分,尤其不善语言的表达,即使是和自己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言语也极其有限,不问基本不答,每当回家省亲,多半也是干坐着,偶尔笑笑,算是一个招呼或回答。作为一名机关干部,尤其是在那个整天宣传鼓动、运动不断的年代,这样的性格,这样的秉性,前景是可想而知的。好在父亲做事极为踏实,从不会偷奸取巧,不管如何挨累受憋,从不有一句怨言。很难想象,父亲在外二十多年,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累,受了多少委屈。这些他从不与外人道,只有自己埋在心底。那是个火红的年代。追求进步积极向上是年轻人的理想目标的,而且这种理想目标很纯洁,毫无功利色彩,我父亲也是。在山沟里,有文化的人很少,中专毕业,就算是大知识分子了,但父亲一辈子也未曾发达,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在五十几年前,当过农林局的一个科长。据说,也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向党组织表示过忠诚,但多次都是光考验而没有结果。最接近结果的一次是农业合作化时期,已经有人到我家调查我父亲的社会关系和家庭情况了,但由于我爷爷的一个举动而泡汤。现在想来,真是佩服那个时代,人们对新社会的虔诚和对新政权维护到了极致,国家机器运转严丝合缝,如果是现在,这类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现在说说我爷爷吧。我是在爷爷的被窝长大的,爷爷对我十分宠爱,是我现在一些兴趣的启蒙者。给我的感觉,我爷爷是个介乎农民和商人之间的人。集善良、勤俭、聪明、豁达、开明、小气、懦弱、俗气于一身。受刘家大地主本村读书不要钱的惠泽,读到高小毕业,十四岁就到东北“住地方”,打得一手好算盘。我小时候,不止一次地看到在没有算盘的情况下,我爷爷以膝盖作为算盘算账,手指在膝盖上比划着,默念着口诀,结果都是分毫不爽。我爷爷还有一个绝活,就是估算粮食。那时,生产队把粮食打下来,堆在场里,要按人头或工分分,一堆粮食总量多少,每人分多少,爷爷一看就知道大概,按爷爷的估算,每次分完,剩不了两簸箕。因此每到秋后,爷爷时常被各个生产队长或会计找去,估算粮食。正是由于爷爷的精于计算,父亲仅有的一次的政治境遇的改变,也化作了泡影。事情是这样的,父亲追求进步的时候,正是合作化时期。爷爷、奶奶,母亲三人在家操持三十余亩土地,叔叔在外上学。有车有牛,是中国农民典型的“三十亩地一头牛”的小康日子。我爷爷也算是见过世面的开明人,起初,相应号召就把车牛都归了大堆,入了社,以后看到贫农雇农们,只入了些锄镐木锨之类小物件,社里干啥活都是用我们家的车、牛,心里就很觉不平衡,终于有一天,这个不平衡催化成了实际的行动??我爷爷把已经入社的车和牛拉了回来,不入了。此时,适逢外调的人员到村里调查我父亲的入党问题,结果我爷爷“拉牛退社”成了不拥护社会主义的标志性动作。老子拉牛退社,儿子入党提拔是万万不能的,我们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是断不可让一个有阶级异己分子嫌疑的人混入期间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逻辑。这里我丝毫没有责怪爷爷的意思,更不是埋怨那个时代。我想解释和说明的只是一个原因。相反,我觉得我爷爷和那个时代,都实在是可爱和真实,比现在人们虚头吧脑地生活,弄虚作假做事的社会情态要好得多。或许父亲本来就不是入党和当官的料,或许父亲历次运动都没受冲击,也得益于不是党员和领导的缘故吧。社会的变革,总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生命为代价的,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法则。人在社会洪流面前是相当渺小的。我爷爷退社的举动,除给自己带来了“拉牛退社”的“罪名”,丝毫也没有阻挡住当地人民公社成立的步伐。当我爷爷在革命群众的鄙夷中,又尴尬而乖乖地把地契、大车、牛送到社里去的时候,是我们生活水平陡然下降的开始。由原来的人均八亩土地,到人均二亩;由原来的自家一辆车一头牛,到二十几户共同用一辆车一头牛。由原来的打下粮食都是自己的,到凭工分凭劳力分粮食。面对这样的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和重新洗牌,我的爷爷奶奶已经无力再维系一个大家庭的经济运转,只能让两个儿子自起炉灶,分家另过。自此,我的父亲母亲,走上了自己过日子的艰难道路。四自己刚刚过日子是相当艰苦的,按理,另立门户过日子,夫妻应该共同面对所有困难,相依相靠,男人应顶起门户,为孩子老婆遮风挡雨。我家却不是这样。分家后,我父亲继续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山沟勤勤恳恳的工作。那时,我们对父亲的记忆,只是过年或暑假去车站接他回家,两个发白的帆布提包,盛着我们一年的思念和希望,回到家里,迫不及待地把提包打开,翻看里面有什么好吃的或新鲜玩意儿,不太记得,父亲干过什么家务或在家里的大事小情上做过什么决策,家,基本上是母亲一人撑着,父亲只是默默地用出奇的节省和忍耐,用与现在小饭店一盘菜钱相仿的微薄工资,在遥远的山沟,充当着孩子老婆的经济后盾和精神支柱。母亲要强,泼辣,能干的出奇,无论是纺线织布、作衣做饭,无论是家里外边,场里地里,都是一把好手。父亲不在家,好多本是男人干的手艺活,比如搭炕、搭锅台、搭炉子,母亲也都能干得有模有样, 让人啧啧称叹。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大人孩子能穿戴整齐,不冻着露着,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是一项浩瀚的工程。那时,是名副其实的计划经济,布不能随便买,要布票。国家经过周密计算,规定淮河以北长城以南的百姓每人每年发布票十七尺三寸。那时,姑娘出嫁所要彩礼的标准价码就是一百块钱,一百尺布票。也就是说布票具有货币的属性。母亲为了保证家里生活的基本运转和我们上学花销,每每把布票托人拿到黑市上换钱,以补贴家用,一家老小的穿戴铺盖,全由母亲和奶奶用棉花纺线织布,从我记事,母亲、奶奶的纺线声一直不绝于耳,那种嗡嗡的声音很少有闲暇的时候,不论早晚。农家织布是一项充满诗意的活计,我也由衷地赞叹祖先发明的织布法的神奇和高明。先是由下庄的染匠把纺好的线染成或黑或红或蓝的颜色,然后在一个宽敞平整的场地,按着织布师傅的指导,由几个妇女用木制的钩子,把线一次次固定在事先钉好的一些小木桩上,这一程序叫走绺儿。走绺儿之后由织布师傅把线一根一根嵌入一个用细竹篾子作成的一个叫缯的东西里,再卷到织布机上,作为经线。纬线是先把纺好的线穗子,用高粱的顶端我们叫的箭杆的东西缠绕成“膛穗”,然后用水泡过,放进木制的梭子里,巧手的妇女手脚并用,双手快速而准确地扔着梭子,两脚又按着应有的节奏踏着脚踏板。这样织成的布俗称“家花线”。我们小时候做被做褥子做衣服。全是这种布。织这种布,费工费时,劳动强度大,唯一的好处是省钱,庄稼人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使自己遮体御寒。那时,缝纫机是具有某种标志意味的奢侈品,漫说没钱,就是有钱,买那物件也须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要弄到工业票才行。我记的很清楚,时间都到七十年代后半叶了,我上了高中,在操场上做操,面临着公路,看到公路上一个人满脸喜气地用自行车驮着缝纫机的时候,我内心那种艳羡的心情。我母亲没有缝纫机,有的只是勤奋和要强,有的只是让孩子们穿暖穿整齐的母亲情怀,这种情怀具有不竭的动力,充盈着伟大。直到现在,母亲那个还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衣做鞋,针连着长线,不时的在鬓角上划一下的优美动作,还清晰地定格在我脑海里。我们老少七口人,每到换季或过年,该穿单时穿单,该穿棉时穿棉,干净整齐,令人羡慕。古人总结,小门小户过日子是柴米油盐。柴放在第一位,说明很是重要,人不但要吃熟物,还要取暖。那年月,煤是奢侈品,和布一样,也凭票。即使不凭票,也非一般庄稼人家敢于问津的,煤气之类更是闻所未闻。烧火做饭主要是烧庄稼秸秆。起初,生产队是按人头分柴火,然后由生产队派车给送到家里。再后来,人头、工分各分一半,叫人五劳五,政策初衷是奖励人们多劳动干活。但这一政策对于我们家来说,就近乎一个灾难,因为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拉扯着我们兄妹五个生活。我们兄妹五个年龄尚小,都是“白吃饱”的岁数,没有工分,分的柴火即使再精打细算,自然还是不够烧。因此,拾柴拔草就成了母亲和我们又一项繁重的劳动。每天收工时,别人都一行一缕的回家,母亲则要到处踅摸庄稼的枝枝叶叶,或拔上一捆草,方回家做饭,照顾我们。那时,哥哥姐姐已经懂得帮母亲干一些家务,减轻一些母亲的负担,我也能挑菜割草喂兔喂羊。哥哥立事早,十几岁就有改变家庭面貌的强烈愿望,很是勤奋。秋后时日,下午放学回家,马上就拉上大筢,到收过秋的地里拾柴火,哥哥用大筢耧了,母亲就带着我们往家里运。先是把绳子双股铺在地上,然后把柴火拢成一个个枕头的形状,再把一个个“枕头”摞在一起,两个人用力把绳子拉紧,然后蹲下身来,把两支胳膊伸进捆柴火的绳子里,往绳子和肩膀接触的地方塞上些草,以减轻绳子对肩膀勒得强度,然后或自己往前一拱或借一把别人的外力,就把一捆柴火背到了背上。每次母亲背的柴火都像一座小山,走在前面,哥哥、姐姐、我也都背着自己能承受的极限重量,随在在母亲后面。宛如一头老牛带着一群小牛,各自负着本不该承受的重量,在夜色里艰难的挪动。母亲的腰就是那时累坏的。饿,总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现在,因物质丰富使头脑发昏甚至背叛,胃的记忆比头脑还要清晰许多。那年月,吃不饱是一般家庭的常态,我们更是这常态中的一个分子。当时生产队分粮食的政策,和分柴火差不多,先按人头分,然后按工分分。我们家人多劳少,全家就母亲一个劳力,挣的工分自然不多。我们兄妹五人或是上学,或是学前儿童,只能分得按人头分的那份,按工分分的微乎其微。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虽然分得不多,吃得却不少。所以,纵使常年也不敢靡费半粒粮食,整天清汤寡水的吃粥,纵使,用父亲从牙缝里节省出微薄的工资到黑市上买粮食,到春天,还是不够吃。这时,野菜就出来拯救我们这些饥馑的人们,一种土名叫“秃萝卜顶”的野菜,萌发得最早,大概在阴历二月中旬就破土而出,根有淡淡的甜味,把它挑来,洗净,撒上点玉米面,放点盐,上锅一蒸,我们叫“蒸疙瘩”,就足以充当一顿晚饭,还有一种土名叫“竹叶草”的野草,嫩时也可作为“蒸疙瘩”的原料。人,如果到了只求生存的地步,就必然不敢追求生活的质量。解决粮食不够吃的另一个办法,就是用细粮的质换取粗粮的量。那时的当权者不知道是如何想的,明明知道百姓身处饥馑之中,却千方百计地阻止人们不得已而为之的求生本能,到处设卡检查,不准百姓私自交换,交换的人要趁着夜色,到百里以外的铁道北,偷偷摸摸地暗中进行,不时有人被抓粮食被没收的危险。那种不近人情的刻板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着实让人痛恨。母亲用仅有的一点麦子换成挂面,再求人到铁道北用挂面去换白薯干,一斤挂面可换十斤白薯干。这样,我们全家就可用白薯干捱过难熬的春天,直到麦秋。现在算来,我和白薯干已久违了三十年,那些关于白薯干的吃食??白薯干饽饽、白薯干饼子、白薯干汤、白薯干粥的味道,我的味蕾已经忘了,但,我的胃记得,别说,一说到白薯干,就不由自主地分泌好多胃酸,满嘴冒酸水,我吃顶了。五历史总是具有很强的纠偏能力,社会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必然要回到应有的轨道上来。一九七八年之后,中国终于又迎来一场新的变革,这场变革的突然和力度,凸显了政治家的铁腕和睿智。随着中国发展轨迹的改变,我们家的面貌和前景也发生了巨大改变。母亲虽不识字,但对我们要求极为严格,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母亲嘱咐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打架,不要淘气。其实,我们的血里就没有主动向别人挑衅滋事的基因,母亲的要求,更给我们的老实忍让的性格特征进行了持久的强化。所以我们从未在外面打过架,即使被小伙伴欺负,也都是自个蔫蔫地回家,不敢告诉母亲。孩子淘气,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兄妹五个却是例外。纵使是那饥馑的年代,村里的大人孩子都出于一种果腹的本能,从生产队的菜园里“偷”一些茄子、黄瓜之类,我们却没有一次这样的事情。长大成人,每每听同龄的伙伴 谈起儿时爬瓜偷菜之类的趣事,他们往往有眉飞色舞的描述,我们却少了一种其实并不是坏事的应有体验。上苍造人的时候,似乎已经制定了一个基本法则,这一法则就是??平衡。缺少爬瓜打架的勇气和能力,却让我们有一些读书记忆的爱好和本领。我们长大了。高考来了。机会终于垂青我们这些苦命而懦弱的孩子了。终于有一个不用凭借外力、仅凭着自己的勤奋和付出就可以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机会了。这样的机会不能错过。我们就如一颗黄豆,有了被埋在土里的的机会,哪怕有一点雨露,就肯定努力往上拱,即使是弯着腰,也要破土而出,去争取那一线肥美的阳光。此时,哥哥已经中学毕业多年,文革后期学的那些聊胜于无的文化知识,早就被“围海造田”和赶车、牵牛的劳动淹没了。但他的勤奋和韧性,真的能够印证“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的古话,至今是我们教育子女努力学习的绝好样板。父亲一生也没干脆利索地作过决策,但对孩子们的考学,确是相当的支持。那年月,复习考学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大多数已经毕业的农家子弟还都是一边下地劳动,一边读书复习,怕考不上耽误了工分被人笑话。七九年春节后,哥哥在父亲的支持下,却毅然决然正儿八经地坐到学校里去了 。不仅如此,父亲还亲自出作文题让我们作,企图堵住高考作文,当然,只是企图而已。一九七九年夏天,因我们参加高考,父亲破天荒地请假,早回来几天。那一年夏天,溽热难耐,我们为高考做着最后的冲刺,在窄小的饭桌上复习着,父亲就在一旁默默地给我们扇着扇子,眼睛里透着老牛舐犊的慈祥。目前我已经年届半百,头脑已有些混沌,但父亲支持、陪伴我们复习功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这些情景如刻刀一般在我大脑的沟回上刻下印记,这些印记每每唤醒我的一种沉睡的感觉??少言寡语甚至优柔寡断的背后是父爱如山。一九七九年我和哥哥一起考取,之后妹妹、弟弟也相继考取。虽然我们考取的学校令现在孩子们嗤之以鼻,但在当时也算是不容易的。我们终于创造了令父母昂首走路的精神条件;终于走出了那三间昏暗狭窄的小厢房;终于走上了自己的小舞台,和着时代的旋律甩着水袖依依呀呀地唱着自己的歌谣。今年春节,哥哥说:咱家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此话虽有些夸大,倒也真实。因为如果没有邓公的“考”,没有父母的艰苦和坚持,漫说现在优越有型的生活,我们这支这脉繁衍延续都可能是个问题。目前,父亲七十八岁,母亲八十岁,身体还算健康,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安详地享受落日的余晖,母亲遛弯、做饭,父亲则写写“风暖春回归,日丽燕到来”、“今逢国盛农家乐,心旷神怡颂太平”之类歌功颂德的“诗句”,偶尔也弹弹电子琴,拉拉二胡,追忆年轻时候的音乐梦想。因为他们经历了苦难,所以感觉现在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来源:乐亭故乡人网站) 文章导航Previous Previous post: 手游和主机游戏研发应互相学习什么?下一条 Next post: 盘点娱乐圈最纯美的10大女神! 本站CDN由UPYUN又拍云强力驱动. 关于我们 | 加入我们 | 联系我们 | 版权声明 © 2013-2015 爪游控 ZhuaYouKong.com 版权所有. 陕ICP备13007390号-1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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